骄兵必败：“米兰报告”暴露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困境

（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2024年11月，撰写了一份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以下简称“米兰报告”）。本文主要根据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团队的解读所传递的关于“米兰报告”的信息进行评论。

一、“米兰报告”出台背景

斯蒂芬·米兰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著有300多篇学术论文和众多书籍，其中著名的有《转变中的美国经济》等，1982至1984年，为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许多人长期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是根据供给经济学，其实不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以新自由主义为框架，其理论基础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即所谓微观经济学）。其表面上相信市场，实际是相信私人资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是由作为供给方的私人资本主导的，所以，市场在西方国家几乎就是私人资本的代名词。现在，特朗普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实际上就是让制造业资本重新在美国掌权。

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什么影响如此巨大？除了其资本主义本质这个内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因是其它国家的发展。有许多国家也为美国资本提供了获利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能否成功非常依赖于其它国家的支持。

二、“米兰报告”的问题

“米兰报告”的目标设定、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都有问题。

1. 目标设定中的问题

“米兰报告”的四个具体目标中，前三个，即减少贸易逆差、重振美国制造业、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对美国而言有其不合理之处。减少贸易逆差就会减少美元输出，就会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如果美国制造业没有发展起来，美元地位又大降（美国人正在计划以短期美元贬值实现长期美元升值），短期内必然导致美国经济状况恶化。

美元贬值还可能导致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因此，对于鼓励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不会很大。回溯历史，美国制造业的辉煌实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其依托于二战后全球产业链的空白期，在缺乏实质性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崛起。而如今，中国领先的亚洲制造集群、欧盟高端工业体系及新兴国家产业升级，已构建起多元化的全球制造业格局。更关键的是，当全球80%的工业中间品贸易由非美经济体主导时，单纯依靠汇率调整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其实际成效恐将大打折扣。

“米兰报告”的第四个目标——要求他国共同承担维护美元霸权的成本，注定难以实现。究其根源，当美元既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丧失绝对信用支撑，又屡被武器化为单边制裁工具，国际社会自然拒绝为这种“霸权货币”的储备地位持续买单。这种既要收取铸币税又要他国买单的逻辑，本质上暴露了报告起草者的傲慢：既不懂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化”的实质进展，更不愿承认美元体系正在反噬美国制造业的现实。

2. 问题诊断中的问题

“米兰报告”将美国困境归咎于“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对美国不利，导致美元被过度高估、进而使得制造业衰落、贸易逆差扩大”实为避重就轻的表面诊断，其根本问题在于家族资本对国家机器的深度控制，美国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是受排他性的自利资本控制的。美国部分势力试图为特朗普打造“绝对权威”，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推行改革，但这与美国民主制度根本冲突。即便部分势力试图赋予特朗普“绝对权威”以打破僵局，也注定陷入制度冲突与权力传承困局。更关键的是，当资本集团与移民群体的利益被系统性忽视，社会撕裂将持续加剧。

3. 解决方案中的问题

米兰是一位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身份的局限导致他只能在主流经济学的概念之中试图通过关税、税率、汇率等变量的变动来达到一个或几个极其重大的目的——重新工业化、降低债务。这样，他们会低估了工业化、债务降低的复杂性。

美国再工业化的根本障碍并非劳动成本，而是其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支撑金融化和债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要动摇这一体系，会遭遇来自方方面面包括来自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阻碍。

三、中国的应对

“米兰报告”基本是美国人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这是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观点。卢比奥指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多任总统都太自大了。拜登时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也公开阐述了过度信任市场对美国的危害。新自由主义已经让美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会继续消耗美国的能量。由于“米兰报告”存在上述问题，中国基本上可以不用担心，反而可以坐观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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