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戏剧人生

沈铁梅

6月6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传承晚会上，播放了我的父亲沈福存40多年的演出影像。虽然图像已经模糊，但现场和视频里热烈的掌声融到一起，似乎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演出，令人动容。

我的艺术生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常常会想起他为戏而生、永攀高峰的一生。

1982年，父亲以近五旬的年纪，带着充满沈氏风味的“三出半”传统戏由渝到京，一炮而红。那无疑是他艺术生涯中短暂的高光时刻。随着我在艺术上不断成长，在川剧界声名鹊起，他渐渐成了别人口中“沈铁梅的父亲”。我想，在为女儿感到骄傲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有过些许失落和悲凉的。

但在我心里，父亲就是传奇和翘楚。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入行京剧时，钟爱的旦行已走入没落的阶段，但他青衣、小生“两门抱”。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四大流派”偷师学艺，凭借自己的灵性、悟性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才，60年代以青衣戏红遍西南；当自己的旦行艺术逐渐成熟之际，却又遭遇特殊年代，不得不转行老生；70年代末回归青衣表演赴京演出，在京剧界大红大紫后回到重庆又遭遇各种意外……可以说父亲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相比而言，我虽然也经历过艺术道路的波折，但有幸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我自认为，父亲的艺术天资和水平是我难以企及的。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父亲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艺术追求之路。在我看来，这个“难”有多重含义。其一，作为一名京剧艺术家，他身处偏远的西南，没有真正师从“四大流派”任何一派，50年代学梅，后学张、程、尚，都学得很像，但他并不以“像”为终点，而是始终有个意识——怎么成为自己。他不仅广纳各派特色，还吸收了电影等艺术的特点，最终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其二，京剧是阳春白雪的艺术，但父亲的表演还浸润了巴渝文化乐观、包容、开放的天性，“我的宗旨就是要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起来，争取更多的观众。”他以青衣为根本，融入花旦（做派）元素，活泼不失端庄，妩媚更显清丽，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极具感染力。这是他“站在大师肩上”既守成又创新的结果。父亲不仅对京剧表演艺术的创新实践孜孜以求，也让从事川剧表演艺术的我开了新智，发现了传统川剧艺术因为几百年流传过程中所在地域、环境等种种因素而形成过于生活化的特点。父亲还启发我，在川剧舞台表演和乐队编制的规范性、唱腔的高雅性方面进一步守正创新，从而更加符合当今的大众审美风格。

父亲一生是乐天派，在艺术道路坎坷难行之际，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委屈，但他通过对戏的琢磨、对表演的思考来化解，依然乐观面对生活。他对京剧艺术始终满含自信与热情，“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做得到！”他就是要塑造属于沈福存的京剧艺术表演风格。

70年代末，为了重回舞台，他从老生改回了旦角。他对传统戏没有大拆大改，而是“小地方找戏”。对于那些已经演了几百年的传统戏，努力把戏演活，特别注重火候的把控。他的“三出半”都是经过深加工、再处理的。他的“深”，在于一个“情”字。不仅站在戏曲规律、演员表演和塑造人物的角度去创造角色，更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创造角色，处处以吸引观众、引发情感互动为中心进行艺术创造。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去看他的演出，回家后他还会把录音的磁带拿来反复听，琢磨每一处唱腔、细节的处理。父亲这种在长期表演摸索过程中形成的自觉，对我影响深刻。我在表演中也会注意通过停顿、延宕、拖腔、煞尾等方法来处理细节。无论是学传统戏，还是后来创编的《金子》《李亚仙》《江姐》，排练和演出后父亲都会和我重新细抠。每次看完我的表演，他都会用温和而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给你一点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从3岁开始学戏，直到2000年我已夺得“二度梅”后，父亲才当面夸我：“铁梅，你真的唱得好！”这句最简单的表扬，我等了几十年。他是我进入戏曲之门的引路人，赐予了我艺术生命，也用爱和教导一直陪伴着舞台内外的我。

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重时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悄悄叮嘱我：“要保管好我的资料。”他一生为京剧艺术而鞠躬尽瘁，深知这些饱含自己心血的成果对于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所具有的宝贵价值。

如今，我身上肩负着更重要的艺术传承责任与使命。我时刻都没有忘记父亲一生为京剧艺术所做出的努力，他用现代审美激活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为京剧的继承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从根上找到了中国戏曲的创新之路：既保留剧种根本的风貌，又在传统中突围，赋予角色人性化和生命力。

父亲对我艺术生涯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融入血脉的，他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也是照亮我艺术道路的永恒灯塔。